地处鲁中的莱芜市莱城区，北部地带是钢铁、化工生产工业区，南部山区则是水泥生产集结地，既是环境治理的重点地区，也是环保税征收的重点地区。2017年12月底，环保税开征在即，莱芜市地税局莱城分局组织人员到这些重点企业摸底排查，了解企业节能减排情况。

“2016年12月环保税法审议通过时，我们就开始琢磨着怎么加大节能减排力度，争取少缴税。”在连云水泥有限公司，生产部经理李勇指着一排水泥磨料机组介绍说，一年来公司投入技改资金2000万元，减少了一半排污点。同时，在现有18个排污点新上了收尘效果更好的18台大布袋除尘器，收尘效率由原来的98%提高到了99.9%。

九羊集团公司是年产值达200亿元的钢铁企业，也是排放大户。“环保税开征是为倒逼企业转型升级，促进新旧动能转换，这与我们的发展思路是一致的。”公司董事长许英强说，公司淘汰落后产能100万吨，新增优特钢产能150万吨，同时，环保和节能设备加快上马，确保做到与原排污费相比，少排污少缴税。

“环保税确立了多排多征、少排少征、不排不征和高危多征、低危少征的正向减排激励机制，有利于引导企业加大节能减排力度。”国家税务总局财产和行为税司司长蔡自力介绍，一方面，环保税针对同一危害程度的污染因子按照排放量征税，排放越多，征税越多；另一方面，环保税针对不同危害程度的污染因子设置差别化的污染当量值，实现对高危害污染因子多征税。

以大气污染物为例，排放同样数量具有较高危害性的“甲醛”，所要缴纳的环保税是普通“烟尘”的24倍。这种政策处理，有利于引导企业改进工艺，减少污染物排放，特别是减少高危污染物的排放。

根据环境保护税法第十三条的规定，纳税人排放应税大气污染物或者水污染物的浓度值低于排放标准30%的，减按75%征收环境保护税；低于排放标准50%的，减按50%征收环境保护税。

这一征收机制，带来企业的发展思路转变，节能减排成为“有利可图”的事情。

“我们从2016年开始进行超低排放改造，2017年7月4台机组的改造全部完成，烟尘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的排放进一步降低，每年可减少税费成本150万元左右。”华能烟台发电有限公司财务部主管勇雪梅说。

随着环保税全面开征，一些排放大户在对经营成本表示担忧的同时，也对环保税灵活的减免税机制表示了认可。江西天行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科长邓胜利对记者说：“开征环保税将使企业短期面临一定的压力，但随着企业加大节能减排力度，调整企业产业结构，推进产品转型升级，就能够减少税收成本，最终实现企业和社会的共赢。”

“从建立绿色税收体系的要求来看，我国长期以来缺少针对污染排放、损害生态环境行为的专门税种，这限制了税收对污染、损害环境行为的矫正力度，弱化了税收的生态环境保护作用。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，开征环境保护税，增加了政府保护环境的手段，有利于与其他保护生态环境的手段形成合力，发挥环境治理的协同效应，通过环境保护税立法过程，也增强了社会的环境保护意识，强化了企业治污减排的责任。

除了对于环保税征收机制的关注，企业和社会还非常关心环保税的具体征收税额。

蔡自力向记者表示，按照制度平移原则和因地制宜的要求，环保税在具体税额确定上，采取了“国家定底线，地方可上浮”的动态调节机制。

具体来说，税法以现行大气、水污染物排污费征收标准作为单位税额下限，授权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考虑本地区环境承载能力、污染物排放现状和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目标要求，“上浮适用税额”，以满足不同地区的环境治理实际需求。

环保税法规定的税额下限为：大气污染物每污染当量1.2元，水污染物每污染当量1.4元；税额上限为不超过最低标准的10倍。

各省份按照税法授权，出台了符合本地区实际的税额标准。以环境问题较为突出的京津冀地区为例，北京市按照10倍的上限确定了本地区适用税额，即大气、水污染物适用税额分别为每污染当量12元和14元；河北省则按照最低标准的8倍，确定了环京13县大部分水污染物的适用税额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北京按环保税法规定上限执行的表决稿，获得全票通过。

辽宁、吉林、江西、陕西等省份则执行了最低标准，即每污染当量分别为1.2元和1.4元。

江西省财政厅厅长胡强表示，采用国家规定的最低值，主要是考虑到当前江西经济社会发展仍处于欠发达阶段，有助于推动企业创新发展、转型升级，未来可能根据本省环境质量指标以及环保税实际征收情况，按法律程序适当调整。

还有一些省份采取了适中的税额，如江苏规定大气和水污染物征收税额分别是每污染当量4.8元和5.6元，四川分别为3.9元和2.8元。云南省规定，今年税额为大气污染物1.2元，水污染物1.4元；从2019年1月起，执行税额提高到大气污染物2.8元，水污染物3.5元。

为促进各地保护和改善环境、增加环境保护投入，国务院决定，环境保护税全部作为地方收入。此前，排污费征收后实行中央和地方1∶9分成的收入划分原则。

“环保税作为地方收入，能够调动地方积极性，让地方更有效地防控环境污染。”北京市地税局税收管理三处处长陆坤介绍，2016年，北京排污费收入为6.13亿元，但大气污染治理投入达165.6亿元、水资源保护投入达176.6亿元，远高于排污收费金额，从高确定税额标准，充分体现了“谁污染、谁治理”的原则，有利于强化排污者责任。

从排污费到环保税，绝不是简单的名称变化，而是从制度设计到具体执行的全方位转变。

“税比费具有更强的刚性。”华能大连电厂环保主管王刚的第一感觉就是：违法成本提高了。

我国法律规定，如果认定企业偷税，税务机关将追缴企业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和滞纳金，并处相应税款50%以上5倍以下罚款，构成犯罪的，还要被追究刑事责任。“特别是对于上市公司而言，一旦有关于税收方面的负面新闻，将严重影响公司股价，违反税法的成本更高。”王刚说。

而此前，对企业排污费谎报瞒报、拒不缴纳等情况，《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》仅规定了3倍以下的罚款、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等措施，在实际执行中威慑力明显不足。

“‘费’和‘税’一字之差，反映出中央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和力度加大了。”山东省莱州市地税局局长孙书良表示，环保税法最大的意义在于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“污染者付费”的原则，税务部门依据法律条款严格执法，多排放多缴税成为企业生产刚性的制约因素。

不仅如此，从“费”到“税”的转变，还有着巨大的制度意义。“收费与收税都是政府的一种财政行为，但有性质上的不同，对于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应当转变为税收，这有助于规范政府收入体系和优化财政收入结构。”蔡自力说。

在税收征管方面，排污费改环保税后，征收部门由环保部门改为税务机关，由于环境监测具有相当的专业性，对于税务部门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“有时候计算一个污染物的数量，光计算公式一页A4纸都写不下。”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安全环保处主任战军说。

“环保税以污染物为征税对象，无法直接查账征税，与其他税种有着重大差异。”蔡自力表示，污染物排放具有瞬时性、隐蔽性、流动性的特点，征收环保税对污染物排放监测的专业技术要求较高，离不开环保部门的配合。为此，环保税法科学设定各方责任，确立了“税务征管、企业申报、环保监测、信息共享、协作共治”的全新征管机制。

2017年7月，国家税务总局、环境保护部签署《环境保护税征管协作机制备忘录》，强化部门合作，明确职责分工。财政部、税务总局、环保部随后联合下发通知，要求各地全面做好环境保护税法实施准备工作，明确要求建立地方人民政府领导下的多部门协作机制。

“环保税顺利开征只是迈出了第一步，下一步还要健全问题响应处理机制，及时分类分级研究处理基层落实难题和纳税人意见建议。”刘尚希建议，财税、环保部门要持续跟踪做好改革政策效应分析，特别是在环保税首个申报期和实施半年、一年等重要时间节点，分区域按照纳税人行业、规模、污染物排放类型、污染源划分标准、典型企业类型等，多维度精准分析减排效果，为国家环境治理决策提供支撑，为进一步完善环保税制度体系打牢基础。

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龚辉文介绍，我国今年开征的环境保护税，从性质上说，是对排污行为征收的排污税，又称污染税。综合分析国外征收情况，排污税主要有以下特点：

从名称看，具体名称多样，税费难分，有的称税，有的称费，但明显具有税收的性质。

从开征时间看，20世纪70年代有少数国家开始征收，但多数开征于20世纪90年代，而且开征的国家在不断增加，鉴于对气候变化的担忧，开征碳税的国家增加更为明显。

从征收方式看，多数按污染物排放量实行从量定额征收，但也有按投入物的使用量计征。

从税率看，各国差异较大，以二氧化硫税为例，黑山最低，为2欧元/每吨，意大利最高，为106欧元/吨，后者是前者的50多倍。

从发展看，不少国家开征以后，都经过修改和完善。修改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调整税率，主要是上调税额；二是扩大征收范围。

从收入使用看，专项用于环保的特征比较明显。（记者 刘毅 整理 吴秋余）